确诊渐冻症三年没人管，我签了遗体捐献后他们哭了

这几天要生了，我这边走不开，等她出月子，我去看你。”
我回了两个字：好的。
然后把手机翻扣在床头柜上，把灯关了，躺着睡觉。
那天没有哭。
第一年，手指开始不听话。
拧瓶盖要费劲，端碗偶尔会抖，打字速度慢了很多。
我是一个项目编辑，主要的工作是改稿、沟通作者、盯进度。
那一年，我把项目量缩了三分之一，能用语音的就不用手，勉强撑着。
表面上看，我和普通人差不多，走路正常，说话正常，只是手上的动作慢了，偶尔会在别人面前抖一下，再收起来。
周建平那年总共回来了四次，三次是周末，一次是过年，每次住两三天，走。
他不问我病情的进展，我也不主动说。
每次他在的时候，我们聊的不是“今天买什么菜”就是“那个灯泡坏了要换”，然后各自看手机，沉默。
他走的时候，我送到门口，他说：
“有什么事打我电话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门关上了，走廊里安静。
那年秋天，我妈来了一次，住了三天。
她帮我整理了冰箱，洗了几件大件的床单，煮过两次汤。
她腿不好，大多数时间坐着，拉着我说话。
她说的基本都是我弟弟宋大勇的事：孩子已经会走了，大勇最近换了份工作，大勇媳妇最近和婆婆闹了点矛盾，大勇想买套学区房但手头不宽裕。
我陪着听，偶尔应两句。
第三天她要走，在门口拉着我的手说：
“你要不是有这个病，多好。你弟弟现在挺争气的，就是钱上面不够。”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停顿了一下。
我拿出手机，转了两千块给她。
她接了，把手机装进包，说：
“谢谢，你也留着用。”
然后进电梯了。
婆婆刘翠英那年秋末来了一次，住了一周。
她是河北人，六十岁出头，说话直，进门先把家里转了一圈，皱着眉头说：
“这套房太小了，你们两口子住着地方不够用，当初就该买大一点那边的小区，后来涨得多厉害……”
我说：“够住。”
她在厨房翻了翻，说油大，擦了一遍灶台。
然后给周建平打电话，让他请假回来陪我。
周建平说这周忙，下周回。
她嗯了一声，就算了，出来跟我说